春和殿。
太子书房之中。
“小王打算，在沈国自建立之初，便效法早期周王朝，采取划分国人和野人的国策。”
朱模计划到封地之后，第一步就建设国都。
他以随同前往努尔干的将领、官吏、官兵、平民等为核心，容纳一部分当地亲明的土族，构建一个跨越部族和文化的新的政治、军事、社会集团，即理论意义上的沈国。
随行的官吏、官兵及手工业者等，多居住于都城之中，编户民或居于城中，或居于周边，多数还是以农为业，自成村落。
这些人加上亲明的汉化土族，皆为沈国的“国人”。
至于当地原生土族，不论尊卑皆为沈国附庸，也就是“野人”。
换言之，国与野的区分并非空间上的里外概念，也不是城乡之别，而是带有政治归属性的部族概念。
“在小王修建国都的同时，也会分派手下的将领，前往特定地区，修建要塞、城池，随行的国人或居于城中，或居于附近的聚落。”
朱模接着说道。
朱高煦明白，那些被朱模分派到各处建立要塞或城池的守将，皆是以该要塞或城池为中心，统辖周边的若干村落，形成一个“国人”的城乡共同体。
而在当地土族部落、村落内部，仍是“村社自治”或者“部落自治”。
他们保留着原有的城邑与村落的依存关系，与作为大明开拓者的沈国“国人”并存。
“按照小王的设想，沈国的单个国人并没有处置单个野人的特权，只有沈国的官吏或官兵才有按照其职权范围处置野人的权力。”
朱模解释道：“即野人不属于任何沈国国人私有，而是直属于沈国，是沈国治下的一员。”
“此外，国人需要承担军役或田赋，有权从军者，才有资格参与到沈国的治理之中。”
“野人与不入户籍的贱民一样，不能在沈国的城池内拥有土地或房产，其子女没有进入沈国社学或书院进学的资格，没有进入沈国直管的辖区内做工、经商、务农的资格，也没有参加科考做官或入伍从军的资格。”
“只有野人部落的酋长或村落的村长，或他们授权指定的野人，才有资格与沈国的国人进行贸易，或进入沈国的城池游览与学习。”
朱高煦问道：“这个设想听起来不错，但具体如何实施，不知叔父可有计划？”
“太子殿下英明，国野制虽然看似简单，可实施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小王打算把国野之别套入户籍制，以户籍区分国人、野人，划定两者的地位。”
朱模担心直接说被他“变异”后的国野制，会让朱高煦难以理解。
于是他先把沈国的体制，向朱高煦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
“四哥皇帝陛下准许诸藩建国之后，效仿朝廷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设亲王都督府，由亲王直管藩国军务，令外设六署、按察司、通政署、国理寺等衙门管理藩国的其他事务。”
“因此，小王打算命令沈国户署给沈国每户国人发一种‘户贴’。”
“在户贴上详细记载此户人家的田产数量，以及所应承担的田赋额度。”
“而且，小王打算效法朝廷的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之制，故对于专门务农耕地的国人而言，沈国没有额外的杂役与丁税，只有田赋。当然，经商或置办手工作坊要有单独的商税、工税。”
朱高煦与朱棣都明白，各藩国虽名为国，但位同朝廷治下一省，名义上是大明地方行政衙门，而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朝廷。
所以，为了方便藩王管理国内事务，朱棣同意各藩国内施行与大明本土不一样的体制，如户籍制、兵役制、科举制等，但总体上不得违背《大明律》与《皇明祖训》这两套大明的根本律令。
历史上的《大明律》律文简于唐律，但其立法技术上较之更为精细，体例更趋完善和科学，其立法精神也远比唐律、宋律更加严格，成为影响后世深远的律法。
朱模接着道：“此种户贴制度与大明本土一样，对每户百姓所承担的田赋加以明确，算是对沈国国人财产的一种保护，推行起来阻力不会很大。”
“不错，那些跟随叔父前往封地的底层百姓有了户贴之后，便可以踏踏实实在其土地上耕作，不会再轻易迁徙。”
朱高煦端起茶杯，轻轻喝了一口水，说道：“以后有耕地者将按照户贴上的田赋额度来纳赋，有效避免了地方官吏中饱私囊，或纳税不均等问题。”
朱模道：“小王计划，除了实行户贴制度之外，沈国也施行黄册制。”
所谓“黄册”制度，需要配合“里甲制度”来推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
各户填写真实的户籍信息，然后上交给甲长，甲长再上交给里长，里长负责把每个“里”的住户按照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逐一登记，最后上交给沈国户署，依朝廷之制每十年更新一次。
在黄册制度的规定下，每个“里”中的人口，所承担的田赋是相对均等的，如此便可避免赋税集中的问题。
若某一户出现问题，同“里”的其他户需共同承担此户的田赋，这样就保证了沈国的田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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