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认为自己的计划实施非常顺利的李景隆，对张丹青的观点并不怎么认同，毕竟在他看来，自己带着朝天的大军来到开封，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的包围了周王府，只要能够找到确切的证据，哪怕是能够总结出个合理的说法，自己也立刻能让整个周王府为之倾覆，至于什么后果什么影响，纯粹是张丹青这个读书人的过多心中忧虑而已，实在不值一提。
毕竟在他看来，朝廷既然下定了决心，要以举国之力收拾一个藩王，自然就像是家长收拾自家孩子一样的轻松加愉快，而且道义上也显得天经地义，合理合法，这些个藩王就应该就像鸡圈里的鸡鸭一样，任朝廷宰割和处置，即便他们心有不甘，也像是稻田里的泥鳅，翻不起多大的浪一样！毕竟天下各地藩王，一地之兵最多也就数万人，而且这些个藩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什么民意基础，更没有相应的税赋和物资来源，如果他们要起兵反抗朝廷的话，光靠手里的几万兵马，往往是成不了什么事的，毕竟一只大军想要征战天下的话，需要和依赖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毕竟在古代社会，手里掌握着大军的势力，除了分封在各地的藩王，还有驻扎在边关的各个将领门。虽说这些人手里都握着军队，可他们之所以能够任劳任怨的给朝廷打工，甚至还接受的无理指责和处分，其中都是有大量的缘由和无奈事实的。
虽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造反这种事情，可不是说干就能干的。虽说成功的获益非常多，但同样的很明显，这一旦失败了，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具有毁灭性，心智不够坚定的，一般人往往都不敢走上这条不归路。
古代如果想要造反，必须得具备这4个条件，要不然没戏
而且俘虏之后遭受凌迟腰斩之等酷刑，只有活不下去才会造反。当然不排除一些野心家想要当皇帝，改朝换代。
毕竟这些个藩王们，并没有被逼到生死大限的重要关节点上，造反这条路，断然不敢轻易的选择。
无论是哪个朝代，造反总与天灾相关联，国库空虚、遭遇天灾只能横征暴敛，饥民遍地，赈灾物资出了京城就会被抢劫一空，稍远的地方无法得到粮食，于是大举反旗，而一旦官兵镇压不力，有心人便乘势而起。
造反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想造就能造，想反就能反，至少具备以下4个条件：
朝廷腐败，民不聊生这是基础中的基础，再加上外族入侵那就更是压死驴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就是说至少要有天时人和，一个新生政权的崛起必定伴随一个腐朽政权的倒塌，人心思变，大势所趋，占领人心法理的制高点，那就不是单纯的毛贼叛逆，而是解救苍生！占领大义，才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为你所用，这人力，包括旧政权的破产农民小地主，混不得意或者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投机小官吏、商人等等；甚至包括旧政权哗变的军队。
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为你所用，要重视后勤的力量，粮草、兵器、耕地等等，“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缓称王、广积粮”等等都是这个意思，像流寇那样吃一路荒一路怎么能成气候呢？
造反的大势有了，后勤保障也有了，是不是造反就一定能成呢？肯定不行，野心家造反派不是你一个，天下十八家反王，凭啥老子挺你当皇帝？所以，一个政治团体要有凝聚力，向心力，这个团体需要提出大家都能接受的造反口号，要有比较优越先进的政治行政手段，能凝聚最有战斗力的一部分人，能团结大部分能够接受理念和跟随的人，不要太先进，让目不识丁的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让没有上升通道的知识分子能学有所用，让商人能平安做生意赚大钱就行了，比剩下那十七家反王建设水平永远高明那么一点点就够用了。
前面说的都是软实力，政权的夺取永远伴随着血与火，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能打不能打不能光比个头，拳头才能说上话！所以，要重视军队的建设，包括战斗的理念，战斗的人员构成，军队构架，战斗战术战略，酬劳分配等等，甭管你用硬弓雄马，大刀长枪，火枪马叉，胜者赢得一切，死者一无所有。
有时候能成功，真的是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里面。
当然造反这种事情在近代社会也是有的，而且还不少，先说一个笑话，话说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个叫李福成的河南农民，自称是大唐朝李氏的后裔，在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建立了一个所谓的“万顺天国”，不过可惜的是不到两年，就被当地派出所派出的三名警察，在一天之内都给剿灭了，所谓的万顺天国皇帝李福成也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所以说造反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也不是你想造反就能造反成功的，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必须要有恰当的时机。李福成显然就是一个选择了极为不恰当时机，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人民安居乐业，生活也都还算幸福，造什么反，难道吃饱了没事干造反玩吗？在古代也是一样的，在太平时期谁不想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算是被官府欺压，也都是能忍则忍，都不会想着去造反的。我国的老百姓历来都是只要有口饭吃，谁都不会跟着你去造反。所以老百姓造反的先决条件必须是朝廷昏庸到了极致，逼着老百姓不得不反。比如秦末时期的六国贵族反扑，汉末的瘟疫横行，元末的经济崩溃，清末的列强入侵，都是因为统治者的无能，造成了老百姓吃不上饭老百姓才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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