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中各个阶层忙碌筹备佳节的热闹氛围，深居大内宫中的圣人自是无从感受，不过他本身也有自己需要忙碌的事情。
这一次的探花宴由朝廷负责筹办，也是今年科举的一个创新。朝廷有什么新政实施，自然也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举办探花宴，就是表示对科举选人们的更加重视。
后世科举延行千数年，且历朝历代都有加强，这也就给人造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给人造成一种科举一出、选法分明的印象。但其实这样的看法也有一种就结果反推过程的偏颇，科举之所以成为封建王朝最主要的选人法，也是有着一个悠长的渐变过程。
相对于察举制，科举的优越性毋须多说。但科举与察举，还是有着一段并行的过程，察举也并非在科举出现后便即刻消亡。毕竟察举代表着世家大族的利益，而这些人无论在隋还是在唐，都有着不弱的影响力。
虽然初唐时已经有薛元超以不能获得进士出身为人生大憾，但哪怕到了中唐时，还有名相李德裕抵触科举，乃至于发生了新旧势力互相倾轧的牛李党争。且抛开哪一种势力更加进步，单就实际的功业与私德方面，牛党中的牛僧孺与白敏中都要远逊于李德裕这个守旧派的代表。
唐代的科举与后世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糊名与否，而在于科举与选官是两个独立的程序。科举及第之后，仅仅只是获得了一个出身，一个选人的资格，想要真正的担任官职，仍然需要继续通过吏部的铨选。
在唐代、特别是初唐时期，想要获得选人出身，方式不只有科举一种。甚至在很长时间内，科举都不是获取新选人的主流方式。
诸如姚元崇，其之所以获得选人出身，是因为担任了李潼他大爹孝敬皇帝的挽郎。宗室及其亲眷举办丧礼的时候挑选挽郎，基本是从世家勋贵当中挑选年轻俊彦，相关礼事结束之后，自动获得选人资格，只需守选数年，便能参与吏部铨选。
除了挽郎之外，太庙还有斋郎一百一十员，斋郎逐年考核，年满之后同样获得选人资格，守选结束后同样可以参加铨选。
当然，最重要的官人增补途径还是门荫入仕以及品子宿卫。五品以上可以荫子一员，凡在品官员，子弟都可入参亲勋翊三府宿卫。大唐内外官员将近两万，能够享受到相关荫泽福利的，起码也有数千。
相对于其他各种获取选人出身的途径，科举每年所取不足两百人，且多数名额都被两京学馆所占有。因此科举在大唐初期的官人补充，并不占据主流。
可以说只要家人做官，并且不在任上翻车、栽进权力斗争的坑里，延续几代官宦门第并不困难。当然在这诸多选人法当中，科举由于其覆盖面更广、选拔更加严格，所以在舆论风评中要更加的公正与高标准。
在大唐初期，皇帝想要干涉并且收回世家大族在选举过程中所享有的各种惠利，主要的手段并不是科举中明经、进士等常科，而是临事有制的制科。
制科科类更多，操作也更加的灵活，因此许多初唐名臣都有参加制科的经历，诸如姚元崇与张说这对小冤家，以及发动神龙革命的张柬之，都是通过制科崭露头角、走上高位。
所以在初唐时期，尽管科举并不糊名，但权贵们也少有向科举下手以拓展并延续其政治影响力，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权贵子弟进仕的途径极多，东边不通走西边。其次即便是通过作弊庸才及第，也仅仅只是获得一个选人的资格，如果不能通过铨选以及更加严格的制举，科举给仕途带来的帮助非常有限。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科举并不是选官，如果想干涉典选、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干涉铨选要比科举更加的直接有效。
中宗一朝吏治混乱，皇后韦氏以及诸公主弄权无度，从而产生大量的斜封官，但对科举的干涉并不多，并不是心里有数、不敢破坏这国之大典，而是看不上科举新选人们那些青瓜蛋子。有这精力，宰相都扶植出几人了。
武周一朝创设了殿试制度与糊名制度，统统是针对制举和吏部铨选，并没有下沉到科举常科，并不是不想，原因仍是没有必要。科举常科所选拔的新选人，哪怕守选周期最短的进士，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参与铨选，到了铨选过程中，自然会被卡脖子。
当然，在初唐时期也有士子通过干谒权贵而希望获得举荐，但要么是直接奔着做官去的，要么是希望缩短守选周期。好不容易登门造访，获得求告机会，却仅仅只是希望获得一个选人资格，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诸如贞观名相马周，在获得玄武门功臣常何的引荐后又得到太宗皇帝的欣赏，直接便入朝担任官职了。
至于开元以后干谒之风大大盛行，原因则就是随着皇权更加的集中，以及整体政治生态的改变，科举之外的选士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挽郎、斋郎虽然仍有选人资格，但却每每辗转下僚、不得升迁。南衙府兵制的崩溃，募兵彍骑代替了品子宿卫。
这样就使得原本走在其他道路上的选人们纷纷挤到科举中来，权贵们也越来越喜欢通过干涉科举结果以彰显其个人的政治威望。甚至就连权相杨国忠的儿子都投身科举，考得不好又回家求他爸爸帮忙改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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