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某个喜欢瞎捣鼓，于是很是吃了不少亏的舅舅曾经总结道：“这数千年以来，任凭这个世道再怎么变，但华夏社会运行的基础逻辑却从来没有变过——对比于你们这些人整天嚷嚷的公平自由和表面上的花团锦簇，真正支撑这个社会运行的潜规则却无疑要让你们这些小白难以接受的多。”
于是乎，在舅舅的强力推荐下，某个废材读起了这本细思之下令人毛骨悚然的《商君书》——正是这本书的缘故，生长在红旗之下的斐裁虽然保留了许多正面三观，但对于有些事情的看法，却远没有同龄人的那种想当然。
在公孙鞅的观点里，“国”和“民”之间是处于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抗的关系的；所以他在《弱民篇》一开头就说了：“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意思就是，百姓的自主意识弱小，必须通过依附国家而存活的话，那么国家就能变得非常强盛；而如果民众的自主意识太强，本身却对国家的依赖性不足的话，那将会是君主的灾难——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强民”跟身体里完全不受管控的癌细胞一样，放任其发展，是要出大问题的。
事实上，你不能说他的观点不对——但凡你对千百年来依然无法统一的欧巴罗大陆历史有所了解，又或者对于后世欧美各国的社会现状有所认知的话，你就会明白，华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却依旧能保持其大一统的状态不变，这里面真的有他思想的一份功劳。
于是他在《商君书》里提出：“贫民者，剥夺民财民产，使之依附国家。”
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剥夺百姓的个人资产，造成一个无资产、无恒心的社会——所谓人穷志短，当你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存所系，都牢牢地被把控在朝廷手里，你除了依附它、遵从它的意志，并且强迫自己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你还有什么其它出路么？
呵呵，虽然不能发散，但这短短几个字……你是不是感受到了一股非常熟悉的味道？
………………
事实上，斐裁在杨暕和张须陀面前说的那番话，虽然是作秀居多，但也并非全是违心之言。
他是真的认为杨二同学是在玩驭民五术的——虽然这位富二代玩的有些太糙了些，节奏保持的跟幼稚园的初学者差不多。
但同时，撇开个人情感不谈，已经在这个时代生活了两个多月的他，也真的没觉得杨二同学用这种与儒家仁爱全然相悖的驭民五术去管理治下之民，有什么罪大恶极的地方。
原因很简单……
与后世人想象中的不一样，在隋唐时期，许多地方的百姓，真的远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淳朴。
撇开后世臭名昭著的朱灿及其所部之类的渣渣不说，那位赫赫有名的窦建德年轻时候的两件遭遇，就很说明一些问题。
第一件事：窦建德是世代为农的漳南人(今河北故城县东)，家产小富，性格颇为豪爽仗义，有一次他正在耕田，听到村里一个人哭诉家里死了人，穷得没钱安葬，他叹息一声，当场把牛送给了那位乡亲。
第二件事：有一次，有几个盗贼半夜到他家入室抢劫，没想到窦建德就藏在门内，盗贼刚进来，他一举杀死一个人，其余的贼吓得不敢再进，求他把同伙尸首扔出来。这时，窦建德说:“你们扔进绳子来，我把尸首系上你们拉出去。”贼把绳子扔进来，窦建德把自己系在绳上，假装成尸首，等贼把他拽出门后，他忽然跳起来，抓起刀又杀数人，于是在地方出了大名。
这两件记录在县志上的故事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1、当时可是隋文帝的时代，而河北也穷到有人贫无以葬的地步，有耕牛就可以称得上小富之家了，可见开皇之治也没文人们吹嘘的那么牛叉——要知道，这已是隋唐时期生产最先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了；而即使那么穷，当地这些有着宗族血脉关系的同村人也没有互相扶助的习惯，生死贫贱都靠自己，其民风之冷漠自私由此可见一斑。
2、在那个许多人拿来跟“文景之治”相提并论的治世里，当地的治安却依然这么差，竟然会发生多人持刀入室抢劫的案件，而窦建德对此竟然也并不意外；由此可间接推断出，当时民间风气有多败坏，想要不劳而获，同时又不把人命当回事的人有多么常见——在许多时候，“民风彪悍”这个词，里面蕴含的含义可不仅仅是你所以为的那么单纯。
虽然说这跟五胡乱华后，北方地区的百姓在长期战乱中逐渐失去了精神信仰有很大关系，但终隋一朝，百姓的野性始终太盛，并非是统治者眼中合格的顺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穿越到了这个民智其实并不算如何开化的时代，斐裁才明白了大隋其实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内部结构何等松散的有机整体；因此作为事实上既得利益的一员，同时依旧还没能完全从“旁观者”这个状态抽离出来的他，对于杨二同学的法家手段，也并没有太多的反感。
只不过，还是那句话，杨二同学的大方向虽然没错，但手段未免也太急躁和粗糙了些——贫民之术并不是简单地让百姓没钱，本质上是让百姓逐渐丧失选择的权力，从而不得不依附于国家，否则就会丧失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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