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被贬做白身的多隆阿和成保两人并排跪在地上，周边立着一群满清的王公重臣，老五惇亲王奕誴、老六恭亲王奕訢、老七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科尔沁郡王伯彦讷谟祜、宝鋆、景廉、额勒和布等等。
却是不见一个汉人！
李鸿藻、翁同和、沈桂芬、潘祖荫、阎敬铭、徐桐等等，满清朝堂上的汉人大佬，一个人都没见身影儿。
一群满清王公重臣的上手坐着东西两宫太后和实年刚刚八岁的光绪帝。
只是瞧着东暖阁里的气氛，多隆阿这个丧师辱‘国’的罪臣似乎并没真的被怪罪去。不过，不管是慈禧他们真的明白清秦两军的差距，还是形势逼人，多隆阿是他们手中唯一还能打的牌，心有顾忌，反正多隆阿虽然被削掉了一切管制，但也只是一个面儿。
“你俩都起来吧！用不着请什么罪，你们都没有罪！是咱实力比不得刘贼。”慈禧的目光柔和地望着多隆阿，“多隆阿，革了你的官职、爵位，不过是做做样子，你还是大清的统帅！京中的兵马和守备，你还需用心啊。”
多隆阿两眼盈泪，“太后，奴才有负圣恩啊！”
一旁的成保牙口紧咬，在心底里暗暗发誓，再战必以死报国。
恭亲王如今就像一个垂垂老朽一样。满清两年时间来的巨变让他耗尽了心神。眼下的大清朝已然要到卖无可卖的地步了。英法都不足为靠，唯一还能指望的俄国人，听洋人的话说，其与土耳其一战也是耗尽了国力。
崇厚出使欧洲的时候他就不同意，认为应该让新疆巡抚金顺直接去联系俄罗斯，以新疆之土为筹码，尽可能多的从俄国人手里要来援助，并且还需俄国允诺——在必要时候，满清可托护于俄人羽翼庇护之下。
但朝廷不听啊，执意要崇厚去欧洲，先行英法。结果现在崇厚在英法是连吃闭门羹，俄国都还没到呢，大清朝就要完蛋了。
“请太后、皇上放心，奴才就是粉身碎骨，也必在北京城下挡住刘贼。”
慈禧、慈安、光绪，整个大清朝要西巡了。要去西安落脚。但上百万八旗，从北京走到西安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行的。多隆阿必须在北京城挡住秦军，为八旗的转移赢得必要的时间。
还好，自从淮安战败以后，满清就开始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京中的旗人也主动的进行了一点的自我分流，有一部分去了盛京，有一些去了蒙古，还有一些是向山西去了。
现在满清的大部队要向着山西进发了！
但是百万八旗多是妇孺、老弱和懒散惯了的废人，行进速度是怎样个缓慢，不问可知。从北京此去山陕，路途数千里，多隆阿至少要在北京城下挡住秦军一个月，才能确保八旗西巡‘大军’的安全！
……
刘暹这个时候已经坐在了天津城里的总督衙门。
他在这里刚刚会见了英国的驻天津领事考尔克，这人来是照个规矩！英国人的态度还并没任何的软化，刘暹可没奢望考尔克能乖乖的把逃入天津英租界的满清官员、豪绅都交出来。
然即便是如此，拿下了天津，他也是吃的饱饱的。
天津自从明代建城开始，它的定位首先是 “北拱神京”，至于“南达江淮、东连沧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是北京的保镖，也是北京的保姆，“拱卫”之外，必须做好各项服务和配套工作。
所以明时一朝，到清时中前期，天津也就是一般般，职能重要，可地位，并不高。
直到北洋衙门建立之后，天津突然一跃而成为北京的“合伙人”，尽管股份很小，却分流了北京作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与天津，本来就是一体，之前是上下级的“从属”关系，现在则变成了“互补”的关系，共侍中枢。
北京讲政治、天津做经济；北京管内政，天津干外交；北京搞斗争、天津忙建设；北京能进取，天津可避难……
这种与最高权力亲密无间的关系，是大清国其他任何城市（包括正在迅速跻身“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所无可比拟的。
如果没有刘暹的出现，天津的发展将会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更深。
但现在是刘暹出现了，刘暹在汉中、广西、台湾一系列的‘洋务运动’，深深的刺激了满清中枢【这里包裹李鸿章】。天津及整个直隶地区，因缘际会地成为帝国改革的示范“特区”。在上海已经初试锋芒的李鸿章，站在其恩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脚下实现了“洋务运动”超常规、跳跃式的大发展。无论是军工生产（天津机器局）、煤矿开采（开平矿务局）、电报通讯（天津电报总局），还是新式教育（水雷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天津几乎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力，引领满清潮流，远超上海、南京。虽然期间不少都是刚刚发展的。
比如那个水雷学堂，就是在刘暹以水雷搞垫了船政水师之后，李鸿章当机拍板的。到现在才一年时间，学员、师资力量都很弱小。
但刘暹还是毫不客气的全部吃掉的。
这些都是淮军的遗产。刚攥在多隆阿的手里，还没暖热乎呢，就再度易手了。
除此外还有大批金银、店铺、房产、田产上的收获。总价值比之广州自然是小，但比之南京可一点也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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